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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交通肇事罪责任认定角度看事故认定书的适用及规制

时间:2019-10-02 19:47来源:未知 点击: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在交通肇事罪的定罪量刑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立法等原因,出现了几乎全面按照“认定书” 所认定的“责任”进行定罪量刑,导致出现错案的现象屡有发生。因此,笔者以“从交通肇事罪责任认定角度看事故认定书的适用及规制”为题,以期在理论上能够有所建树,为化解实务难题提供智力支持。

  刑法第133条并未对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进行详细规定,而是需要根据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才能加以明确。而《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根据行为人对交通事故责任的有无以及大小,规定了行为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承担刑事责任的程度轻重。但该解释却形成了事故大小与责任大小相结合的认定模式,即“责任+后果”的刑事追责模式。

  在当前司法实践中,检察官、法官普遍将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的“责任”直接作为刑事责任的依据,特别是对几种特殊情形引起的推定责任。发生交通事故后的逃逸行为是不可能成为发生事故的原因,原因不可能发生在结果之后。而解释将之规定为构成犯罪但又把前提规定为“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这就造成了一方面因为逃逸负事故全部责任,而又因负“全部责任+逃逸”,又要追究刑事责任,显然“逃逸”用了两次,有违一行为不可重复评价的原则。“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承担全部责任”的规定与交通肇事逃逸一样既存在不是事故发生的原因,又存在重复评价问题。酒驾、毒驾、无证驾车、超载驾车、驾驶有瑕疵的车辆这几种情形都有可能是造成事故的原因,在此作为加重处罚而负刑事责任也有重复评价的问题。

  当前,无论是检察机关还是人民法院,在办理交通肇事案件中,大都是直接采用公安机关所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所认定的事故责任,很少有质疑,或虽有质疑,但因缺乏相应法律规定而无法操作。而检察官、法官只能通过公安交警提供的现场照片、勘验图、调查记录等证据对交通事故责任进行审查。如果自行改变责任认定,被改变责任的一方当事人一旦不服,那么检察官、法官就要承受比一般错案所带来的更大压力。因此,只能选择按公安机关认定的责任进行处理。这些原因就导致法检机关对交通事故认定书严重依赖。

  对事故责任认定不服的,当事人可以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复核,这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权利。但在司法实践中,该权利却“形同虚设”,对公安交警的交通事故认定缺乏必要的监督措施。一方面道路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将事故认定书作为证据,也就彻底否决了当事人对认定不服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权利。另一方面,当事人对事故认定不服时,申请复核权经常是“不予受理”或是“终止复核”,而对公安交警的认定行为也缺乏有效的监督措施。

  关于事故认定的性质,学术界主要分为具体行政行为说、马报图库,行政确认说、行政事实说三种。由于对交通事故认定的性质争议,也就带来了对事故认定书是证据与非证据性质的分歧。认为事故认定书是证据主要是因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3条规定。目前证据说中认为事故认定书的证据种类主要有书证说、鉴定意见或结论说、行政机关证据材料说等。正是当前理论界对交通事故认定、认定书、认定责任的性质均存在争议,从而影响了实务界对交通肇事罪刑事责任的认定和判断。

  一是公安部和国务院在起草《道路交通安全法》时,是仅准备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制作事故成因报告书,而并非交通事故认定书。二是从采用“事故成因报告书”的用词可以看出,起草部门是想将事故成因报告书作为鉴定结论,这样可回避因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而出现的是行政责任认定还是鉴定结论的争议。一方面交通事故案件数量多,如公安机关不再作责任认定,大量的交通事故纠纷只能由法院处理,法院难以承担;另一方面公安机关在处理交通事故纠纷方面有人力和经验,有利于及时解决纠纷降低诉讼成本。由于立法者初衷和立法意图仅注重于回避争议,减轻法院工作量,纠纷解决的及时性,而忽略了对事故认定的性质争议和认定程序公正性、监督、程序救济等问题,导致了实务中事故责任认定普遍存在随意性大、定责失衡问题,并将事故责任与刑事责任合二为一。

  一是刑法第133条并未详细规定违反何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也并未对交通肇事罪的犯罪构成进行详细规定,认定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责任还必须结合道路交通运输法规。二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规定为证据,但在《刑事诉讼法》中却并没有对这一特殊的“证据”种类进行分类,影响了对交通肇事罪刑事责任认定时适用“认定书”的困惑。三是《道路交通安全法》仅规定了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要“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但并没有规定责任认定的原则和标准,也未对申请复核、重新鉴定、提起行政诉讼等进行规定,更加导致了对事故责任认定和对“认定书”性质的争议。

  按照刑法第133条的规定,成立交通肇事只需要考虑是否具有“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情节和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就够了,而根据 《解释》规定,仅有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后果还不够,还必须考虑行为人对所发生的交通事故应当承担的责任大小。这实际上是修改了现行刑法第133条有关交通肇事罪的成立条件,将“交通事故责任”规定为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打破了罪刑法定的原则,引起较大争议。

  在处理涉及交通肇事罪的案件过程中,由于事故责任认定书是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律授权,运用专业知识做出的,这就使得对事故责任认定书的考证必须具有专业知识和法律授权,而目前检察官、法官一方面缺乏这这方面专业知识,另一方面也均无此权限,因而只能被动的接受交警部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

  刑法修正案将醉驾规定为危险驾驶罪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思路,那就是可以将交通肇事罪细分为不同的犯罪。针对事故发生后逃逸和故意破坏现场的,由于推定其负事故全部责任,违背了刑法理论上的因果关系学说,因而不符合交通肇事罪的要件,可将这两种情形单列出来,单设交通事故逃逸罪、故意破坏事故现场罪。将酒驾、毒驾、驾驶不合格车辆等造成交通事故的,可比照日本交通刑事立法方面的做法,明确为交通肇事罪的种类,并详细规定构成犯罪的要求,从源头上控制交通事故的发生。

  交通事故认定书应该是事故处理过程中各种证据的集合体,其作用和地位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事故处理中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显而易见,可对证据的法定概念和分类进行完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的证据形式还可能出现,在实践中出现了新的证据形式,立法就要作相应的修改,明确新的证据形式。鉴于其是行政机关作出的,而且在其他安全生产类事故案件中大量存在,因此可在证据类型中单列为“行政机关责任认定书”。

  一方面,将证据收集与责任认定分离。交警部门只负责案件证据的收集,对事故原因、现场、痕迹等专业问题,可指派或委托专业技术人员或鉴定机构进行检验、鉴定。另一方面,可在县一级设立有专业资格的人组成专门鉴定机构,负责对交通事故进行鉴定和划分事故责任。负责证据收集的侦查人员不得直接参与事故责任的认定。 同时还要明确当事人对事故责任认定不服的,可申请重新鉴定或复核。可以是专门鉴定机构的上级鉴定机构进行复核认定;也可以在省级人民政府指定专门的事故责任认定机构重新鉴定。

  根据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各省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可制定本省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标准。在必要时,全国对标准进行统一,只要标准统一明晰,社会各界都可清楚责任划分的依据,也就对责任划分是否合理、合规、正确有了清楚的认识,这也必将减少质疑,有助于对交通肇事罪的认定。

  当事人在对现场勘查笔录等有疑议可能影响事故责任认定的情形时,事故调查人员出庭就显得十分必要。法庭经审查后,可通知事故调查人员出庭作证,以查明是非。对因事故责任鉴定有异议的,可以申请责任鉴定人员出庭,对鉴定意见的公正性、科学性、客观性进行说明。

  检察机关应当充分行使新刑诉法授予的权力,加强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法律监督。要从程序是否合法和实体是否正当两个角度进行审查。在程序合法方面要重点审查出具认定书的主体是否合法,查明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的交警是否具备相应处理事故等级的资格。在实体审查方面要重点审查因果关系的认定是否客观公正,归责原则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特别是对“肇事后逃逸”的案件,要重点审查是否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有过错及过错程度。对不符合刑法因果关系的,要坚决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和不起诉的决定。

  在审判环节可聘请交通事故方面的专家出庭作证。由专家依据调查的证据和相关的鉴定意见进行分析, 作出中立的判断,并接受当事各方的质证。同时,人民法院可聘请一些具有交通事故处理经验的人员或专家担任陪审员, 直接参与审理涉及交通肇事罪案件工作,可客观公正地判断涉及交通事故责任大小的划分,有利于准确认定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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